本章副标题：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的前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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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生于1937年的波士顿，那个时候大萧条的余波仍在全世界荡漾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逐渐逼近。可以说，我们美国人正处于一个彷徨无措的十字路口。
不过我的童年过的十分愉快。我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医生，所以他既不用上战场还让我们家过上足够优渥的生活。我的母亲开了一个小小的音乐学校还给学生补习拉丁语，她也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我的父母都是很爱孩子的人，但是他们白天都很忙。所以陪伴我的除了保姆之外，就是那台威斯汀牌的收音机。那个奇妙的大箱子里面不但有小人给我唱歌，教我识字，督促我刷牙吃饭睡午觉，还为我讲故事。
所以我们这些三、四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就成了“收音机一代”。尤其是二战开始之后，父亲们上了战场，母亲们去了工厂，孩子们全都是被保姆或者托儿所和收音机抚养大的。
我特别喜爱的当然就是那些年正在连载的《哈利-波特》。这对孩子来说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，虽然我那时候搞不懂为什么大反派“锐地魔（redort）”弗拉基米尔-维萨里奥诺维奇-拉斯普京那么坏，一定要破坏巫师界的千年传统，还要清洗掉所有反对他的巫师。但是那个故事仍然深深地吸引着我。
而我也知道了《哈利-波特》的作者是一位来自神秘东方的大家。
我的父母在周日上午会带我去教堂，那当然不怎么有趣。不过到了中午我们就会去看电影，那可是我一周最开心的时间，不但能吃到爆米花冰淇淋，还能看一部最新上映的片子。尤其片头出现一个坐在月亮上钓鱼的男孩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肯定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。
一般来说，我的父母每周要进行几次社交活动。周日在看完电影之后会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去ahjongclub。波士顿这边的club很贴心地提供托儿服务，所以他们每周都带我去。
他们在和朋友们打麻将的时候，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在玩麻将积木，那真的是非常愉快的经历。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给我的孙子们买麻将积木，这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益智玩具。
《哈利波特》、梦工厂和麻将有什么联系呢？当然是有的。
我十岁就知道这三者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，那就是袁燕倏先生。那个时候二战还未结束，就连袁先生也在中国为他的祖国战斗，但是他仍然在创作连载小说。（笔者注：这条时间线上的二战肯定要打到1947年之后的。）
纵观二十世纪美国流行文化，很多地方都和一个中国人密不可分，甚至猫王和甲壳虫最早签约的公司都是梦工厂。
这也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一个黄种人能这么深远地影响美国文化呢？
这就像日后新几内亚的朋友耶利问我的问题一样，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，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？
幸运的是，当我在1966年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（ucla）医学院的教授一职的时候终于有了机会当面向袁先生问这个问题。
说实话，当我第一次接到袁先生电话真的非常激动，而当听到他邀请我去袁氏庄园打麻将，我差点晕了过去。
当时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注意到我这样的生理学教授，难道他会关心我在新几内亚的鸟类生态与演化行为的研究吗？
等我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十分关注生理学的最新发展，而且对于这个学科有着非常深入且精辟的见解。他还鼓励我往人类学方向发展，这确实让我确定了将来的研究方向。
我原本以为爱因斯坦先生说的没错，袁先生的才智足以让他成为任何一个学科大师的天才。但是接触过袁先生，我才发现爱因斯坦说错了，袁先生本来就是人类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，在很多学科上面都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成就。
当我在麻将桌上向他提了这个问题。他很平静地告诉我，不是他刻意要影响美国文化，而是美国文化正等着他来影响。
比如说麻将。实际上，二十年代的美国人正在等待着一种类似的娱乐方式，而袁先生和他的麻友们只不过是恰逢其时罢了。
禁酒令的实行，城市化的深入，中产阶级的崛起让美国人需要一种兼具社交性、娱乐性和仪式性的室内娱乐方式，而麻将正迎合了这种需求。